南疆帕米尔高原，遇见塔吉克族的鹰笛

南疆帕米尔高原，遇见塔吉克族的鹰笛

车子在盖孜峡谷里盘旋而上，像一只小心翼翼的甲虫，贴着灰褐色的岩壁爬行。帕米尔高原用它最直接的方式迎接了我们——不是用色彩，而是用重量。空气变薄了，呼吸需要刻意；阳光变重了，砸在裸露的山岩上，溅起一片刺目的白光。那些山，我从未见过那样的山。它们不是“秀丽”，不是“巍峨”，甚至不是“雄伟”。它们是巨大的、沉默的、赤裸的实体，是地球最坚硬的骨骼被生生推挤出地表，带着一种拒绝被观赏的、亘古的冷漠。慕士塔格峰就在前方，戴着终年不化的雪冠，像一位沉思的君王，凝视着脚下这片被称作“世界屋脊”的荒原。车里的说笑声不知何时停了，大家都被窗外的洪荒景象所震慑，只剩下引擎低沉的喘息。

我们的目的地，是雪山环抱下的一片河谷。几户石砌的平顶屋，像大地自然生长的瘤结，匍匐在稀薄的草甸上。这里住着“彩云上的人家”——塔吉克族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老人，叫艾山江。他站在屋前，脸庞是高原阳光与风沙共同镌刻出的深褐色版画，皱纹的沟壑里仿佛流淌着冰川融水的痕迹。他向我们点头微笑，眼里的光却像慕士塔格峰顶的雪，清亮而遥远。

走进他的屋子，光线骤然暗下。土墙很厚，将高原上那种过于慷慨又过于粗暴的光与寒，都严严地挡在了外面。空气里有陈年羊毛、干草和泥土混合的、令人安心的气味。墙上挂着手工编织的艳丽壁毯，图案繁复而热烈，与屋外那个单调到极致的世界，形成一种奇异的、近乎抗争般的对照。艾山江老人盘腿坐下，从身后的木匣里，郑重地取出一管笛子。

那就是鹰笛。

它比我想象的短小，约莫只有两拃长，通体是一种温润的、暗沉的骨质色泽，在幽暗的室内，仿佛自己会发出微光。老人将它凑到唇边，并没有立刻吹奏。他只是用拇指，一遍又一遍，极其缓慢地摩挲着笛身，眼神望向窗外某个看不见的远方。那一刻，屋里静极了，能听见高原的风掠过屋顶的嘶嘶声，像远古的叹息。

然后，声音起来了。

那不是笛声。至少，不是我认知中任何一种笛子的声音。它尖利，却不刺耳；苍凉，却不哀伤。它像一道有形的、锐利的光，猝然劈开屋内的沉寂，又像一只真正的鹰隼，从笛孔中挣脱，倏地撞向低矮的屋顶，然后折返，在有限的空间里盘旋、升腾、俯冲。那声音里有一种近乎疼痛的穿透力，直直钻进你的耳膜，攫住你的心脏。我忽然明白了它为什么属于鹰——这声音本身就有翅膀，有钩喙，有俯瞰大地的视角。它不是在诉说，而是在模拟，模拟一种生命的状态：孤独、警觉、自由，以及为了生存而必须的凌厉。

在那样高远、那样荒僻的地方，生存本身就是最庄严、最艰难的艺术。鹰笛，或许就是这种艺术最极致的表达。它取材于鹰的翅膀骨，是猎手对最敬畏的对手的纪念，也是将对手的灵魂与力量，以音乐的形式“继承”下来。那尖啸，是掠过海拔七千米岩壁的风声；那盘旋的韵律，是鹰在上升气流中节省每一分气力的智慧；那戛然而止的休止符，是瞄准猎物时，凝固了整个世界的一瞬屏息。这不是田园牧歌，这是生命与严酷自然签订的、带着血性与骄傲的契约。

老人吹奏的是一支古老的调子，他说叫《迁徙》。旋律简单，不断重复，却在每一次循环中，因气息的微微颤动而有所不同，仿佛描绘着一条没有尽头的、在无尽山峦间蜿蜒的路。我闭上眼，不再试图去“理解”音乐。我看见的不再是这间温暖的土屋，而是屋外那个冰冷的世界。我看见先民们赶着牦牛和羊群，在暴风雪来临前的铅灰色天空下沉默地跋涉；我看见猎手潜伏在岩石后，与一只同样饥饿的北山羊对峙；我看见妇女在昏黄的油灯下，用冻僵的手指编织壁毯，将一生未曾得见的鲜花与春水，织进厚重的羊毛里……

笛声停了。余韵像最后一缕暮色，融化在土屋的黑暗中。老人缓缓放下鹰笛， again，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摸它，如同抚摸一只休憩的雏鹰。没有人说话。同行的伙伴，有人眼角闪着光。我们这些被现代文明喂养得感官迟钝的闯入者，被这短短几分钟最原始的声音，剥去了所有外壳，赤裸地领受了一场关于生存与尊严的启蒙。

告别时，夕阳正将慕士塔格峰染成一种壮丽的玫瑰金。高原的夜晚来得快，寒气开始从地面升起。我们上车，离开那片石屋。回望时，艾山江老人依然站在屋前，变成一个黑色的小点，渐渐融入苍茫的暮色与更大的山影里。

车子重新驶入无尽的盘山路。车内依旧无人说话，但气氛已然不同。来时，我们被自然的“形”所震撼；此刻，我们被一种人类精神的“声”所充满。那管小小的、由鹰骨制成的笛子，它所发出的，是帕米尔最坚硬的内核里的声音，是塔吉克民族将苦难淬炼成歌谣的魂魄。

我耳边再无其他声响，只有那尖利、苍凉的鹰笛声，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寂静中，一遍遍盘旋，如同那只永不降落的鹰，成为这片高原，以及我心中，永恒的回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