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遥中国年,我在明清老街贴窗花
窗花是早就备好了的。临行前,母亲从一本旧年历里翻出几张,红纸已有些褪色,边缘毛毛的,图案是传统的“连年有鱼”和“喜鹊登梅”。她执意要我带上,说:“老地方的窗,贴老样子的花,才对味。”我把它们夹在笔记本里,一路北上,那抹褪色的红,便成了我行李中最沉的一桩心事。
抵达平遥时,已是腊月二十八的午后。穿过巍峨的拱极门,像一头撞进了一个褪了色的、却又无比坚实的旧梦。风是干冷的,带着黄土高原特有的粗粝,刮在脸上,却奇异地不让人生厌,反倒像一种久违的、耿直的问候。脚下的青石板路,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,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,泛着幽暗的光。路两旁,票号、镖局、县衙的匾额沉默地高悬着,朱漆剥落,露出木头的筋骨,那是一种看尽了数百年盈亏、恩怨、升堂退堂后的疲惫与坦然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:是陈年木料微微的霉味,是刚出炉的“碗秃则”的莜面香,是远处隐约飘来的醋糟的酸冽,还有无处不在的、清冷的尘土气。这气味不馥郁,却极有力量,瞬间便将我周身现代世界的薄膜蚀穿了。
我漫无目的地走,任由自己淹没在渐浓的年意与人流里。直到那扇窗,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眼前。
它就在老街一个稍稍僻静的转角,属于一家不起眼的小小客栈。木窗棂是“步步锦”的样式,纵横的格子,将窗后的世界分割成许多个小小的、静谧的方块。窗纸自然是没了,换上了玻璃,蒙着北方冬日特有的、灰蒙蒙的尘霜。窗台很宽,积着薄薄的、干净的沙尘。就在那一瞬,母亲给的窗花,在我口袋里似乎微微发烫起来。一个念头攫住了我:就是这里了。
没有太多犹豫,我走上前。店里一位围着蓝布头巾的大娘正倚着门框,看街景,眼神和这古城一样,安详而辽远。我掏出那叠窗花,有些笨拙地解释。她先是讶异,随后,那被岁月刻出深深皱纹的脸上,缓缓漾开一个极温暖的笑,什么也没多问,只转身进屋,端出一小碗用面粉新打的浆糊,又递给我一把干净的小刷子。
浆糊还温着,散发出粮食最本质的、朴素的香气。我仔细地、几乎是虔诚地,将浆糊涂在窗花背面。手指触及那粗糙的、略有韧性的红纸,仿佛触到了时间的肌理。然后,我踮起脚,将它对准一方窗格,轻轻按上去。红纸吻上冰凉的玻璃,发出细微的、几乎听不见的“咝”的一声。我用掌心,顺着“鱼儿”的轮廓,一点点将它抚平,按实。退后两步看,那尾褪色的红鲤,便倏然游进了那方灰蒙蒙的玻璃里。它那么静,又那么活;那么旧,又那么新。古老的窗格因它而忽然有了焦点,有了呼吸,有了一个盈盈欲语的故事。
贴第二张时,大娘也过来帮忙。她粗糙的手指,动作却比我更稳、更准。我们并无多话,只是并肩站着,专注于手下那片小小的红色。贴好了,她眯着眼看了看,轻声说:“好看。这窗,有好些年没贴过窗花了。” 她的话像一声叹息,轻飘飘地落在青石板上,却在我心里激起沉重的回响。

任务完成,我本该离开。可双脚却像被钉在了那扇窗前。我就站在那里,看着我的窗花,看着窗花后那模糊的、流动的街景。
渐渐地,我仿佛不再是一个贴窗花的游客。我成了那个在票号里拨算盘到年关的伙计,终于得了闲,偷看这窗外一年一度鲜活的红色;我成了那个倚闾望归的妇人,在同样的窗格后,将无尽的思念剪成繁复的花样;我成了那个跑累了倚在墙根歇脚的小贩,呵着白气,抬眼望见这一抹红,便觉得来年的生计也有了点暖烘烘的盼头。这窗花,像一枚小小的、红色的钥匙,不经意间,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无数个平行时空的门。每一个从这窗前经过的古人,他们的目光或许都曾在此停留一瞬,他们的悲喜,他们的体温,是否也有一丝,被这窗棂,被这红纸,默默吸纳,留存至今?
暮色四合,老街两侧的红灯笼次第亮起,一团一团温润的光,晕染在青砖墙上。游人更多了,喧哗声、笑语声汇成一片温暖的潮水。我的窗花,隐在这片璀璨的光海与声浪里,几乎看不见了。它那么小,那么静,那么不合时宜地“旧”。现代旅游业的狂欢,正以它强大的、模式化的“年味”,包裹着这座古城。而我那两片手剪的、褪色的窗花,却像一个小小的、执拗的“破绽”,从这片光鲜的、统一的红色中,隐隐透出另一种时间的光泽。
我终于转身离开,汇入南来北往的人流。走出很远,忍不住再回首。那扇窗,已湮没在无数相似的灯火与楼阁之中,无从辨认了。但我知道它在那里。那尾红鲤和那只喜鹊,正静静地贴在明清的窗格上,贴着我的,也是无数个无名者的“年”。它们不说话,却仿佛在完成一场漫长的、安静的对话——与逝去的时间,与未至的春天,也与此刻这个站在历史甬道中央,有些惘然又有些了然的自己。
回客栈的路上,我买了一张机器压制的、金光闪闪的现代窗花,图案是“财神到”,精美绝伦。我把它和笔记本里剩下的老窗花放在一起。新的红得耀眼,旧的红得沉静。它们并排躺着,像两个并置的、互不相扰的梦。
今夜,平遥无眠,古城将在鞭炮与霓虹中迎来它的新年。而我,只记得那碗温热的浆糊,记得大娘手指的温度,记得那尾红鲤游进玻璃时,那一声轻微的、动人的“咝——”。那是我在时间的厚墙上,为自己悄悄开的一扇小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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